《红楼梦》中的贾府的文化消费异彩纷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凸显出相当的经济意义。如为了修行、修道方便，就建有自己的“家庙”，书中确切记载的铁槛寺和水月庵就是（贾宝玉的曾祖辈）荣国公、宁国公所建。对家庙（寺庙、庵堂）里的僧尼（主要为道人），贾府每月都给他们发例银。这还不算，府里还养着一个戏班子，共有十二个少年女子。

那时候艺人的地位低，这些女孩来自江南姑苏一带，薪水不高，贾府的丫鬟使女们大致每月一两，而她们只有其一半——每人每月五百钱，一年下来，府上支付她们的薪资不超过百两银子。当然，她们的演出任务也不多，就是每每有“大日子”——如贾母做寿、元妃省亲什么的，她们是必须要演出、唱大戏的，此外如逢年过节，那也是必须要开场表演的。

从书中很多情节描写来看，这些优伶们演艺水平很高、演技功夫了得。如第五十三、五十四回，写贾府过元宵节时唱戏，一个才九岁的小孩子还能临时在台上“望风挂牌”、触景生情地编词，很受贾母的赏识和喜欢，叫人赏了她一些银子；她们演的剧目也很多，如《西楼·堂会》、《八义》、《寻梦》等等，有几十种吧，也够得上专业的了。想想偌大的贾府，除夕之夜如果光有祭祀的肃穆森严、刻板程式，年夜饭的丰盛，而少了午夜零时起那场昆曲的雅音，以及元宵节满戏台、满地的“叮当、豁朗朗”的撒钱声，那还有什么“年味”可言？

贾府在文化消费中，丰富了精神生活。如主人们吃饭雅集不但讲究环境、时令，更注重放松心情。宁府那边请贾母吃个饭还特意安排到园中，且“正值梅花盛开时节”，一帮女主人冰雪天里要露天煮鹿肉吃，而且还要采来大束红梅花来点缀……在经年累月的文化消费体验下，贾府能出“文妙真人”贾宝玉，文艺宿将贾母，婉约诗人林黛玉，工笔画家兼图绘师惜春等人物，便不足为怪了。需要指出的是，贾府的文化消费有着深刻的内涵，即对孟子所倡导的“居移气、养移体”的养生理念的理解深刻，且践行得法。

贾府的文化消费不仅体现在戏曲欣赏和餐桌上，也不仅仅满足于自己“家庙”里的日常祭祀和修道，而是表现在以社稷苍生为念、祈求天下太平的大局观和朴素的信仰。当然，这种“信仰”和“众生观”明显带有封建士大夫的思想局限。如在端午节这天，贾母要领着家中的女眷们到清虚观打“平安醮”的。贾府打“平安醮”，不只是拘守民俗，而是去撒银子的，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去捐款、赈济。贾母一行给清虚观带去不只是元妃赏赐的专款一百二十两银子，还有许多行善的举动，如第二十九回就写贾母命贾珍带一个“可怜见的”穷人家的小孩离开，特嘱咐“给他些钱买果子吃”；又命宝玉撒些钱给清虚观外面看热闹的穷苦人，等等。“平安醮”是一种古老的传统祭祀习俗，是一种保平安的仪式。由于“平安醮”以清宁地方，消灾祈祥为目的，因而它很有影响力和民意基础，贾府是京城颇有影响的豪门大户，贾母的做派自然对提升府邸的声望起到积极作用，同时对安抚底层、教化市井小民产生文化示范作用。

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齐美尔指出，“现代生活最深层的问题来自于个人在面对压倒性的社会力量时，要求保有自身存在的自主性与个体性。”贾府正是运用特殊的文化消费模式来维持展现家族个性的，他们行为的意义不在于其内容，而在于与众不同的形式惊世骇俗，引人注目。他们的消费并非仅仅为了生存所需要和展示财力，而更在于通过文化消费界定了社会关系，从而制造并维系了社会关系。

众所周知，文化消费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是文化生产力的表现形式。在一定意义上，只有消费文化产品，才能满足和保证人的要素的本质要求。文化消费除了保证劳动力再生产的延续，还能提升人的价值观、荣誉感，培养人们的情感与意志力。

清代社会，类似于贾府这样的官宦人家禁杂书却不禁戏，甚至家养戏班子，不少世家子弟还特别寄情于此，创作曲剧，这对戏曲的发展和保护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清初，满族统治者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加强与各少数民族的融合尤其是与汉人的交流与融合，汉文化被抬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贾府是满汉结合的活样板，其行为方式也是清初经济文化繁荣的有力见证。贾府对文化消费的重视和依赖，是明末清初资本主义萌芽状态下封建士大夫阶层行为方式的生动体现，对催生经济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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