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块钱。

这是杨匏安被捕时，国民党从他身上搜到的全部财物。

谁也没有料到，这位被国民党列为“秘字第一号令”通缉的大人物，竟然如此清贫。

杨匏安清贫的另一面，是信仰上的坚定。

他是华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做过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也当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部长。

他的《马克思主义》与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著作，由此在党史界素有“北李南杨”的称号。

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不管担任什么职务，杨匏安都坚持清廉做事、清白做人。他常挂在嘴边的话是：“再苦再危险，我们也要革命到底”。

1931年8月4日，杨匏安在上海英勇就义，年仅35岁。他在就义前留下的绝命诗，如今读来依旧荡气回肠：

“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知止穷张俭，迟行笑褚渊。从兹分手别，相视莫潸然。”

在广州老城区中心的杨家祠内，杨匏安的故事被永远铭记。

100年前，杨匏安这样的革命先行者们，在这片热土上播撒下真理与革命的火种，让这里成为中国最早觉醒的地区之一。

百年回眸，这团红色之火，燃烧得更旺了。

1

火种开始播撒

1922年8月，杭州老车站。

一列从上海方向开来的火车缓缓停靠，一位身材高大的外国人挤出车站，环顾四周后跳上一辆黄包车，消失在茫茫夜色里。

几天之后，这个外国人出现在西湖畔。西湖水映照着青春的红色，这是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在杭州的第一次高层会议。这个外国人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名叫马林。

马林穿着一件丝质衬衫参加了会议，这件衬衣上，印着一封“密函”——

“根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的决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接到通知后，必须立刻把地址迁到广州。”

彼时的中国共产党意识到了自己的孱弱，仅仅依靠罢工和合法斗争，是很难走出一片天地的。而这一次会议，年轻的中共找到了一条出路——

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

南下广州，并不是临时起意。

在这次会议之前，广州已经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1921年，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宣告成立，成为当时国内六个共产主义小组之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改组为中共广东支部，先后在广州、佛山、香港等地建立起33个工会组织，发动了16次工人罢工。

在当时，共产主义力量要在广州立足并不容易。

1920年陈独秀就曾来到广州，渴望在这里传播新思潮。但陈独秀很快就发现，广州盘踞着一股无比强大的思想势力——无政府主义。他们追求的状态是：

“自创一个无牧师、无皇帝、无总统、无法官、无狱吏、无警察管辖和无寄生虫之社会”。

这样的思潮，无疑是与马克思主义相违背的。经过一番激烈的论战，陈独秀力克这种思潮，从无到有，硬生生开辟出了一条马克思主义新路。

在这样的基础之上，1923年6月12日的广州，迎来了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等来自全国各地及莫斯科的代表近40人出席大会，他们代表了全国420名党员。

这也是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广州，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获得34票，首次进入中央局，担任秘书职务。

这次会议连开了九天，形成的最终决议是——

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以完成反帝反封建大革命的重要任务。

在那之后，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走出徘徊与苦闷，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也是最伟大的一次转变。

南中国的广州，就这样播下了最初的革命火种，这些火种，逐渐成燎原之势。

在广州东山的一处小洋房里，中共三大会址静立于此，来到这里参观的每一位游客，都好像看到了当年的波澜壮阔。

2

荒原上开出绿洲

铭记着杨匏安的广州，不仅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更是红色革命的忠实践行者。

在广州博物馆，珍藏着一件国家一级文物——

一面136厘米长、88厘米宽的红旗。

这是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后，市民迎接解放军进城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这面红旗来之不易，当时广州东亚酒店的进步组织“职工同乐会”，凭借着东拼西凑得来的物料、收音机中听来的信息及报纸上的国旗图样，才秘密缝制出了这面红旗。

这面红旗的背后，是一个城市的峥嵘进阶路。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时候，连年战乱下，广州已是千疮百孔：

金融紊乱，物价暴涨，民族工业备受摧残，生产无法维持……

到了1949年，广州全市工业总产值比1936年下降了25%，44.7%的工厂歇业停工，32.4%的工厂半停工，失业者达25万余人，几乎占全市人口的1/5。

那时候，整个社会的经济一片萧条：

城市基础设施落后，近半的村未通汽车；

科教文卫衰败，普通小学、中学在校生不足19万人，医疗卫生技术人员仅0.5万人，医院床位不足3500张；

人民就业困难、生活贫困，1949年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均不超过200元……

这样的局面，一直到三大改造以后才有了质的变化。

1957年，广州全市GDP突破10亿元，比1949年增长3.4倍，1950-1957年年均增长16.6%。

到1978年的时候，广州的GDP更是达到43亿元，与1949年相比增长13倍，年均增长9.2%；人均GDP为907元，年均增长6.8%。

历经坎坷岁月，千年羊城犹如“在荒原上开出了一片绿洲”。在此之后，一个崭新的时代马上到来。

3

风吹南方，潮起珠江

红色革命的忠实践行者之外，广州还是华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中国通往世界的“南大门”。

1949年前后，广州人口不足250万；而最新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广州常住人口达到1867万，已经是一个综合性门户城市。

从经济总量来看，广州更是从当初的不足3亿，增长到如今超2.5万亿，按可比价格计算，这比1949年增长了——

1872倍。

除此之外，广州的人均生产总值从121元提高到13.5万元，比1949年增长270倍；城乡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从不足200元分别提升至城市居民的6.8万元和农村居民的3.1万元。

这一切的荣光，都可以追溯到1978年改革开放的那场春风。

作为国家首批沿海开放城市，广州冲在了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打出的口号震天动地——

“敢为天下先”。

1979年，广州就开始着手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积极推广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广州日报统计过，到1983年，建立各种承包制的生产队占到了总数的98.3%。

在商业领域，广州在1978年底就率先开放水产品市场，打破长期以来所有商品由政府指令性定价的格局。此后，工业等领域的价格管制也全面放开。

更重要的是，民营经济在广州开始充分涌动。1979年，广州的个体工商户只有5022户，到了1990年底，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

9.53万户。

足足翻了18倍！到了1989年，广州已经成为全国第三大经济体，仅次于上海和北京。

经济和资源的充分流动，让广州人民的钱包迅速“鼓了起来”。到90年代初期，广州的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达到3124和1736元，跑在了全国前列。

广州的精彩还在继续。1992年，邓老南巡后，春潮更加剧烈地涌动，广州也进入了发展的加速度。

到了2010年，广州的GDP成功突破1万亿元，随后每年增加超千亿元，稳坐全国城市的第一梯队。

与此同时，广州逐渐进化成了一个国际性的大都会。

早在2012年，广州的进出口总额就达到1171.67亿美元，比1991年增长了20倍。

与此同时，广州南站旅客到发量居全国铁路枢纽站第1位，广州港口货物、集装箱吞吐量分别居全球第4、第5位，白云机场旅客吞吐量2020年跃居全球第1位，地铁运营里程稳居全国第三位、世界前五……

立于时代潮头的广州，在21世纪迎来了更大的飞跃。

4

尾声

站在历史的波涛里，回头来看，广州似乎踩中了每一个时代的节点。

革命时期，广州是重要发源地之一。

工业时代，广州抢先发力。中国第一台离心机、万宝牌电冰箱、虎头牌电池、五羊自行车……广州的工业至今是一张响亮的名片。

贸易时代，广州敢为人先。广交会的成功，让广州成为了“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一道窗口。

科技时代，广州引领潮流。人工智能、大数据、AI产业化……广州已从“制造时代”大踏步进入“智造时代”。

甚至互联网时代，广州也走在了前面。直播的爆火，让全国人民看见了广州的深不可测，早在2020年一季度，国家邮政数据显示，广州的快递业务量排在全国第二，几乎是北京和上海的总和。这背后，广州早已是珠三角的供应链枢纽。

广州的未来还不止于此。早在2018年，全球最权威的世界城市研究机构之一GaWC发布了世界级城市名册，广州首次进入alpha（一线城市）级别，成功跻身世界一线城市序列。

从地区中心城市到全国一线城市，再到世界一线城市，这座千年不衰的城市，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而这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

革命潮流、改革潮流、现代化潮流……广州的不断发展，正是中国共产党生命力的最佳注脚。

有人说，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牛的“创业团队”，从最初的50多个人，做到现在的9500多万人，翻了整整190万倍！

这是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依旧充满不确定性。但我们知道，毅力与实力兼具的团体和城市，总能穿越无数险境，走向世界竞争的舞台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