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安基金的“老鼠仓产业链”：五年四案，一个比一个“离奇”

2026年7月，深圳监管部门一纸罚单，将诺安基金前基金经理张堃推上风口浪尖。这位管理规模一度逼近90亿的“明星基金经理”，耗时8年操控7个账户搞“老鼠仓”，最终却只赚了7.52万元——还不够深圳一套房的首付零头。

但比这更荒诞的是，这已是诺安基金近5年来第3起、涉及4名从业人员的公开违规案件。从投资总监邹翔4.17亿趋同交易、获利2355万元获刑11年，到“顶流”蔡嵩松和曲泉儒涉嫌商业贿赂走上被告席，再到张堃历时8年操控7个账户——同一家机构、同一投研条线、同一个“传承链”，五年内连翻四车。这已经不是“个案”，而是一场系统性的合规塌方。

8年“苦劳”换7.5万

张堃案的细节，堪称基金界的黑色幽默。

根据深圳监管部门〔2026〕1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这位2014年入职诺安的“老将”，从2015年3月——也就是他还在当基金经理助理的时候，就开始偷偷控制“顾某珍”“谢某春”“郑某华”等7个他人账户进行证券投资，全程未向公司申报。

2020年5月，张堃正式出任诺安新经济混合、诺安和鑫灵活配置混合、诺安优势行业混合三只基金的基金经理，掌握了基金的投资决策、交易执行、持仓明细等核心未公开信息。

此后，张堃“升级”了操作手法：从7个账户中拿出4个，与自己管理的三只产品进行趋同交易，让私人账户跟着基金账户同步买卖股票。监管数据显示：涉案账户累计成交金额768.56万元，账面盈利仅7.52万元，收益率不足1%。是的，你没看错——1%。

要知道，2020年至2023年正值A股结构性行情，随便买只半导体ETF，收益都远比这个数高。张堃费尽心思、冒着职业生涯被毁的风险，8年时间折腾出的“战果”，还不如去趟菜市场买条鱼回家给老婆惊喜。

最终，深圳监管部门对张堃两项违规行为合并处罚：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7.52万元，罚款34万元，合计罚没41.52万元。监管还“贴心”地注明，已考虑了其如实供述、配合调查、认错认罚等从轻情节。

更令人唏嘘的是，张堃的履历并不差：硕士学历，国泰君安、长盛基金出身，管理规模巅峰88.55亿元，管理的诺安先锋还拿过《上海证券报》“金基金偏股混合型基金三年期奖”。

2023年10月，张堃以“个人原因”从诺安离职，本以为能平安着陆，却在近三年后仍被追溯处罚——“离职即安全”的侥幸心理，在大数据稽查面前彻底失效。

而在张堃长达8年的违规操作周期中，诺安基金“严格的风险管理体系”——自称的四级风险管理组织架构——竟然毫无察觉。直到离职后，监管通过数据回溯才将其揪出。

这让人不得不追问：是诺安的系统不行，还是捂着不想查？

投研线批量化塌方

张堃案绝非孤例。把时间线拉长，可以发现诺安基金的合规问题并非 “偶发事件”，而是一个“系统性溃败”案例。更令人细思极恐的是这四人的“传承链”环环相扣：

第一代“硕鼠”邹翔

2010年至2015年，诺安基金原投资部执行总监兼基金经理邹翔，利用管理“诺安先锋”基金的职务便利，将未公开信息泄露给弟弟邹某，指使其利用两个私人账户进行趋同交易。

深交所、上交所出具的趋同汇总表显示，涉案趋同交易金额合计4.17亿元，非法获利2355.04万元。案发后，邹翔为谋求从轻处理，先后向公安经侦人员行贿350万元。

2021年，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其数罪并罚——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罚金1445万元，全部违法所得依法追缴。邹翔有多“牛”？2010年末邹翔管理的诺安先锋单只产品规模达189.72亿元，占当时诺安基金总管理规模470亿元的40.2%。这只产品，后来交给了张堃。

第二代“顶流”蔡嵩松+曲泉儒

如果说邹翔是“个人英雄主义”犯罪，那蔡嵩松和曲泉儒的案子则属于“团队作案”。

2024年3月，这两位诺安前明星基金经理因“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在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

据媒体报道，该案涉及利益输送及“联手建仓”等情节——两人各自利用自己管理的产品，帮助相关方“接盘”某小市值公司股票，从中获取好处费。蔡嵩松曾经的管理规模高达400亿元，曲泉儒也达到69亿元。

最荒诞的是人员传承： 邹翔卸任诺安先锋后，接棒的是张堃；张堃管理的诺安新动力，又提拔了曲泉儒作为共同管理人；而曲泉儒又与蔡嵩松是同案被告。

同一产品线、同一投研条线、前后衔接的管理岗位，竟然走出了3名涉案人员。这已经不是“个人失足”的范畴。合规成本被内部视为‘可承受的经营成本’而非‘不可逾越的底线’。这不是技术漏洞，而是治理层面对合规的主动放弃。”

2000亿规模的“纸老虎”

张堃案的尘埃落定，对诺安基金而言，是一场连锁反应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果把视野拉宽到公司层面，会发现诺安的“塌房”远不止基金经理涉案这么简单：

2023年2月，诺安基金专户子公司“诺安资产”因“未按法规要求压降产品规模、将不同产品资产混同运作、未向投资者披露重大事项、由后期投资者承担投资风险、关联交易管理存在重大漏洞”等严重违规行为，被深圳监管部门 责令撤销，母子公司多名责任人被认定不适当人选。

2024年7月，诺安基金本部再因“内部控制体系不完善”，被深圳监管部门责令改正，并暂停受理ETF公募产品注册申请3个月，相关责任人员被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2025年，诺安基金原党支部书记、总经理奥成文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一家公司，从创始层、管理层、投资负责人、一线老将、新秀基金经理，再到旗下专户子公司，全链条、全领域、全覆盖地“塌房”——放眼整个公募行业，这样的案例都不算多见。

合规负面的商业代价，正在由数据验证。截至2026年6月末，诺安基金管理总规模2003.86亿元，在全国212家公募机构中排名第42位；剔除货币基金后的核心非货币资产仅759.37亿元，行业排名第59位——处于中型公募的中下游水平。

更让人侧目的是：2024年至2025年，A股半导体板块持续走牛，同类科技主题基金普遍实现规模正增长，但诺安基金的非货币资产却反而下滑。

合规负面带来的品牌信任损耗，已经成为其规模增长的核心拖累。目前诺安基金管理的135只产品中，科技类权益产品贡献了超过70%的管理费收入，固收、均衡配置、消费赛道产品规模长期低迷，产品同质化严重，缺少多元化配置对冲单一赛道波动。可以想象，一旦赛道行情回落，或者再有新的合规问题曝光，诺安的管理费收入将直接承压。

这就是“押注单一赛道+忽视合规建设”的双重代价。

结语

8年老鼠仓，只赚7.5万；5年四起案件，全链条塌方。诺安基金的系列案件，是公募行业的一面镜子。

公募基金的本质，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任何规模增长、业绩排名，都不能凌驾于合规底线之上。机构若想实现长期发展，必须赋予风控部门真正的独立性与一票否决权，而不是把内控制度停留在纸面上——“纸老虎”的结局，终究是被戳穿。

张堃的7.5万，向全市场释放了一个明确信号：金融违规不存在“小额免责”，也不存在“离职免责”。而对于诺安基金而言，比罚单更沉重的问题是：当信任崩塌，重建的成本，远比那41.52万元的罚款高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