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北大荒被通报追缴税款：中国全面合规的时代正在到来

万木桥/文

2026年6月24日，审计署一份年度报告，将中国银行推上风口浪尖。报告披露，2023年4月至2025年8月间，中国银行安排2家下属金融机构作为通道，组织大量本行员工以1元至100元的极低金额“凑人头”，将11只私募基金包装成公募基金产品，利用公募基金免征所得税的政策优惠，累计逃避缴纳税款23.67亿元。

稍早一些时间，A股“农业第一股”北大荒公告，因下属16家农业分公司从非职工家庭农场取得的土地承包费收入被认定不应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需补缴2021年至2025年税款及滞纳金合计约14.1亿元——这一数字已超过其2025年全年11.66亿元的净利润。

一个央企金融巨头，一个农业龙头，在不到一周内接连因涉税违规被点名。但这不过是冰山一角。过去十年间，从中央到地方，从能源巨头到医药龙头，一长串国有及大型企业的名字已赫然在列——中国石油、中海油、中国建筑、江苏国信、南京三宝数码、太原重工、齐鲁制药……信号再明确不过：中国税收合规监管正在进入一个“实质重于形式”的新时代。

“凑人头”与“变身份”：两大逃税标本

中国银行的操作手法堪称“精巧”。公募基金与私募基金在税收待遇上存在天壤之别——前者享受所得税免税，后者需正常纳税。中行的业务部门深谙此道，在近28个月里精心设计了一条逃税链条。

第一步是“借通道”。 总行风控严格，直接操作难以获批，于是业务部门找到旗下两家持牌金融机构作为发行产品的主体，利用子公司相对宽松的审核尺度完成备案。第二步是“改造持有人结构”。 组织大量本行员工以1元至100元的象征性金额出资，使产品投资者数量从形式上满足公募基金“面向大众”的特征，真正的私募大户则被隐藏在人海之中。11只产品，累计逃税23.67亿元。

如果说中国银行是“主动包装”，北大荒则是“惯性依赖”。

作为核心业务为耕地发包的农业公司，北大荒2025年土地承包费收入约37.50亿元，占总营收的71.7%。公司一直依据国家税务总局2009年779号批复，将土地承包费申报为免税收入——但该批复针对的是“农场职工家庭承包户”。当承包方变成“非职工家庭农场”后，这笔收入不再符合优惠条件。职工与非职工，一字之差，酿成14亿元的补税窟窿。而就在2018年，北大荒已因同样问题被要求补缴约3.07亿元，时隔八年同一漏洞再次暴露，金额翻了四倍多。

能源巨头：经营环节的涉税违规

能源领域是涉税违规的“高发地带”。审计署2022年通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在2015年至2020年间，所属企业涉嫌倒卖进口原油，相关违法违规获利被追缴。更早的2011年审计结果显示，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因违规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造成少缴增值税1.54亿元。能源巨头的违规行为多发生在经营环节，通过倒卖配额、违规抵扣等方式侵蚀税基，隐蔽性强、金额巨大。

建筑与电力行业同样未能幸免。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在2011年审计中被查出少缴企业所得税2.52亿元，其下属单位还存在未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问题。中国南方电网则因未按规定代扣代缴企业年金涉及的个人所得税，涉税金额达3.3亿元。这些案例呈现出鲜明的共性：违规模式从“直接偷逃”发展为“利用政策套利”，从经营环节延伸到薪酬福利管理环节。

地方国企：“隐秘角落”里的系统性风险

央国企的涉税违规并非只有头部企业。当审计触角深入省级和副省级城市国企时，同样发现大量问题。

江苏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早在2004年就被审计署调查发现，其所属公司在2002年少申报各项税收9520.44万元。同期，江苏省政府投资的江苏交通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自1998年成立后一直未办理所得税纳税申报，少申报所得税1.985亿元。这些案例证明，地方国企的涉税管理能力问题由来已久。

更触目惊心的是南京三宝数码——这家青岛市属国企控股的子公司，在2021年至2023年间通过虚构购销合同进行“循环贸易”，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833份，涉案金额超7.39亿元，税额达9605.07万元。母公司青岛海发集团暴露出“控股不控权”的监管漏洞，子公司的内控体系形同虚设。

财务造假与逃税往往相伴而生。太原重工（实控人为山西省国资委）在2014年至2021年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手段连续多年财务造假，导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时任总经理为完成考核指标组织造假，相关责任人被处以罚款和市场禁入——为完成KPI不惜以身试法，揭示了国企考核机制与合规之间的深层冲突。

医药行业：虚开发票的黑色产业链

齐鲁制药案则展示了另一条涉税违规路径——通过虚开发票套取资金，满足“账外支出”需求。

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披露的判决书，2019年12月至2021年9月间，齐鲁制药提供300余名员工的身份信息，在安徽巢湖注册多家个体工商户并开设账户。第三方公司“巢湖医统天下”在无真实药品推广或交易的情况下，按月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齐鲁制药按票面金额打款，“巢湖医统”扣除约9%费用后，将剩余91%资金通过个体户账户回流。两年间，齐鲁制药及其关联公司共接受虚开发票13925份，价税合计13.51亿元。判决书明确指出，此举是为满足公司“账外支出及其他目的”的资金需求。

这并非齐鲁制药首次涉税违规。2024年，其子公司河南齐和医药有限公司因偷税2289.73万元，被税务部门处以一倍罚款。

值得一提的是，齐鲁制药为了掩人耳目，通过疯狂投诉要求删稿，好公司报告2026年6月24日，就接到12次齐鲁制药公司的投诉信息，其声称媒体报道的某个人虚开的增值税发票与该公司无关，强烈要求好公司报告删除一篇2025年3月25日转载的稿子。

合规治理：央企国企不是法外之地

梳理上述九大案例，一个清晰的脉络浮现出来：涉税违规不是小微企业的“专利”，恰恰是那些体量庞大、资源雄厚的央国企，在税收合规问题上屡屡突破底线。

中国银行逃税23.67亿元，手段之精巧、金额之巨大，远超一般企业的想象空间；北大荒同一漏洞八年两次爆发，暴露出大型国企对合规问题的漠视；中石油倒卖进口原油、中海油违规抵扣增值税，能源巨头的“经营智慧”往往建立在侵蚀国家税基之上；中建、南方电网在薪酬福利环节逃避个税义务，直接将法定责任视为“管理成本”予以规避；江苏国信和江苏交通产业集团在地方层面同样是“欠税大户”；南京三宝数码的虚开发票案，则是母公司监管失能、子公司肆意妄为的典型样本；太原重工为完成考核指标不惜财务造假，揭示制度压力如何异化为违法行为；齐鲁制药通过虚开发票套取13.51亿元的“账外资金”，已然将税务合规视为经营障碍而非法律底线。

这些案例之所以具有标本意义，不仅在于金额巨大，更在于它们发生在严格意义上由国家控股或实际控制的企业身上。央国企天然承担着多重角色：它们既是市场主体，又是国家经济命脉的守护者，更是社会责任的践行者。在税收领域，央国企本应成为依法纳税的表率——但它们中的一些却成了避税逃税的“主力军”。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治理结构。南京三宝数码的母公司“控股不控权”，太原重工的总经理为完成KPI组织造假，齐鲁制药的“账外支出”需求竟然需要虚开上万份发票来满足——这些案例共同指向央国企内部治理的深层病灶：当合规部门无法制衡业务部门，当短期考核指标压倒长期法治底线，当“账外”资金需求可以凌驾于税法刚性之上，再完善的制度设计也会沦为一纸空文。

正因如此，近年来监管层的行动逻辑也在升级：从审计署直接通报，到税务部门穿透式稽查，再到司法部门追究个人刑事责任——追责对象从“企业”延伸到“个人”，从“补税”扩展到“判刑”。齐鲁制药案中，运营负责人赵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太原重工案中，时任总经理被罚款并市场禁入——这些信号表明，“央企国企不是法外之地”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正在落地的监管现实。

从形式合规到实质合规：监管逻辑的根本转变

上述九大案例横跨金融、农业、石油、建筑、电力、地方国企、医药等多个行业，时间跨度从2002年延伸至2026年，但它们指向同一个结论：中国的税收征管已全面进入“实质合规”阶段。

过去，多数税收优惠实行“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留存备查”模式，企业自主判断适用资格，事后核查占比较低。但审计署和税务机关的密集行动表明，监管不再满足于形式要件的满足，而是严格匹配政策初衷与业务实质。

中国银行是“私募变公募”——形式上满足了公募基金的持有人结构要求，但实质仍是私募运作。北大荒是“职工变非职工”——形式上仍是土地承包，但承包方身份已偏离政策适用对象。南京三宝数码是“贸易变融资”——虚构购销合同背后并无真实货物，实质是虚开套利。齐鲁制药是“推广费变资金回流”——表面是药品推广服务，实质是套取账外资金。用业内人士的话说：“政策适用不再以形式满足条件为准，历史上形成的宽松操作空间正在被系统性清零。”

另一个显著趋势是：补缴金额远超全年利润已成为常态，对市场形成强烈的警示作用。北大荒14亿补缴额超过2025年全年净利润；中国建筑2.52亿补缴额在当年同样是沉重负担。合规风险已从“成本项”升级为“生存项”。

全面合规的时代已经到来

九大案例，时间横跨二十余年，从中央到地方，从金融到实业，从主观套利到制度漏洞，勾勒出一幅中国税收合规进程的完整图景。这些案例背后是同一股制度性力量的推动：审计署加大对央国企的审计力度，发现问题直接通报；金税四期系统全面上线，税务大数据监管能力大幅提升，历史问题被逐一穿透；2026年全国税务工作会议明确部署重点领域严查力度升级。

中国银行回应“诚恳接受审计监督，坚持立行立改”；北大荒在2018年和2024年两次被追缴后，2026年再遭重创；齐鲁制药多名责任人被判处刑罚……从“罚企业”到“罚人”，追责力度不断加码。

从宏观视角看，这恰恰是建立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必然要求。税收政策的统一适用、监管制度的健全完善，是保障市场资源自由流动、维护公平竞争秩序的有力支撑。正如一位市场观察者所言：“在内需和外部贸易环境持续变化的新态势下，向过往财税政策重点覆盖的行业领域要税收增量，已是常规操作。”

中国银行补缴的23.67亿元，北大荒补缴的14.1亿元，中海油少缴的1.54亿元增值税，中建补缴的2.52亿元所得税，江苏国信少申报的9520万元，南京三宝数码虚开的9605万元税额，齐鲁制药虚开的13.51亿元发票……这些数字之和，是中国迈向全面合规社会所支付的制度性成本。

潮水正在退去，裸泳者无所遁形。对每一家企业而言，全面合规时代不是即将到来——它已经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