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7亿增资后，保定银行为何依旧雪上加霜？

2025年，当储户试图点开保定银行官网的2024年年报链接时，遇到的并非文件，而是一道需填写姓名、职业与手机号的验证关卡。即便完成填写，页面也常因网络超时而无法获取报告。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河北省内另一家城商行——邯郸银行的同年年报已可自由查阅。这份被屏蔽的报告，犹如一把锁，锁住了公众审视其国有化转型成效的窗口。

该行刚完成增资扩股，实现了从国有参股到国有控股的转变。然而，官网这道信息之锁，却与国有控股机构应具备的公共属性与透明度，形成了刺眼反差。

这把锁不仅屏蔽了信息，更引出了一个核心疑问：当国有资本成为绝对主导，银行的经营将走向何方？对于将积蓄存入其中的普通市民，这背后究竟反映了怎样的经营实况？要解答这些，我们必须深入审视其资本与经营之间真实的互动逻辑。

资本输血与经营失血的冲突

信息之锁让完整的财报不可显现，这本身已构成警示。而穿透已披露的数据片段，我们可以清晰地梳理出一条因果链：正是经营端的持续失血与资产质量的恶化，触发了国有资本的紧急输血。

在此背景下，地方财政的增资旨在构筑风险防火墙，但银行的盈利已然失速。根据河北省政府信息，保定银行在2023年末和2024年末连续完成两轮大规模增资，注册资本从40亿元增至52.7亿元，国有资本占主力。

与资本金攀升形成尖锐对比的，是净利润断崖式下滑。据东方财富网来源，从2020年的10.73亿元，到2023年底其净利润进一步降至5.60亿元。虽然2024年报信息无法获取，但从整体趋势看净利润，保定银行近几年总体呈下滑的趋势。

资产质量持续承压，成为拖累业绩的关键。资本补充若不能伴随资产质量的改善，便难以为继。根据中国工业报披露，截至2023年9月末，该行不良贷款率达2.64%，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据2023年信用评级报告数据显示，风险集中度更为突出。贷款高度集中于批发零售、制造业、建筑业等周期性行业，前五大行业占比合计高达88.11%。这种结构在经济波动时极为脆弱，大幅削弱了资本安全垫的作用。

巨额信托计划逾期，暴露了表外风险的冰山一角。据2023年信用评级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末，该行信托计划中已逾期规模高达48.93亿元，主要集中在采矿业和房地产业。这笔巨额潜在不良，暴露出历史风险控制的严重缺失。然而，真正关键的问题在于，新注入的国有资本规模，是否足以覆盖并彻底化解这些长期积累的沉重包袱？这直接决定了此次救助是治本的刮骨疗毒，还是暂时的风险后移。

悖论的根源，在于资本逻辑与经营逻辑脱节。行政化、任务式的资本补充，未能推动银行向市场化风控与可持续盈利模式转型。输血若不能转化为造血能力，便仅是账面数字的游戏。

新旧模式转换间的治理断层

资本与业绩的悖论，最终指向一个核心症结：国有控股所要求的现代化公司治理，与银行原有的路径依赖、粗放管理模式之间，存在一道尚未弥合的治理断层。

股权国有化，并未自动催生信息透明化。年报上锁本身就是最直观的证明。这背后反映的，可能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封闭思维，以及对市场化监督的排斥。国有股东入驻后，似乎并未将提升信息透明度作为完善公司治理的首要任务，使得制度优势在透明这一关键维度上落空。

业务结构转型迟缓，传统路径依赖成为惯性。贷款集中度较高的结构，是过去规模冲动的遗迹，已与当前经济转型升级的要求脱节。国有控股本应提供战略定力，推动资源向科技创新、绿色金融等领域倾斜，但旧有模式和客户网络的惯性阻碍了实质性转向。

风险管控的核心准则受到挑战。据经济参考报披露，保定银行的多笔大额关联贷款也颇为引人关注。并且公司今年有多笔贷款流向关联企业，而这些关联企业的股东目前已多次被法院发出限制消费令。此类向明显陷入困境的关联方输血的交易，直接触及了审慎经营与风险隔离的底线，强烈反映出内部授信审批与风控流程可能存在重大缺陷，甚至失效。

这道治理断层，本质上是所有权与治理权的分离困境。国有资本实现了所有权的控股，但如何通过公司治理机制有效行使治理权，推动银行进行市场化改革，却面临多重阻力。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国有化可能仅仅改变了股东名册，却没有更新银行的操作系统。

银行依然在旧的模式下运行，却承载着新的股东期望，两者之间的张力，便外化为业绩下滑、风险暴露和信息不透明等一系列问题。

孤岛之外，出路何在

破解信息孤岛仅是表象，真正的考验在于如何将国有资本的控股优势，切实转化为公众可感知的治理进步与经营改善。

首先，一个最基本的追问是：在强调信息披露的监管环境下，为何一道简单的技术关卡能长期阻碍公众查阅年报？这绝非小事，它直接拷问着新任控股股东对合规底线的态度。对储户而言，银行的透明度与对待规则的诚意，是评估其是否可靠的第一道滤网。若在阳光下运行都难以做到，其他承诺又如何令人安心？

其次，关键于历史包袱能否被真实化解。那些巨额的逾期信托资产与高企的不良贷款，如同旧疾。储户虽不直接接触这些资产，但它们持续侵蚀着银行的盈利能力和资本缓冲，最终影响着银行的整体健康与抗风险能力。新增的国有资本，是用以彻底刮骨疗毒，还是仅做账面腾挪？这决定了银行是轻装上阵，还是拖着镣铐转型。

最终，所有转变必须指向商业模式的根本重塑。国有控股带来的公信力与稳定期，必须彻底改变依赖少数行业和大客户的旧模式，转向深耕本地产业、服务普惠与创新经济。它需要证明，自己不再是那个需要不断输血的特殊主体，而能成为通过市场化经营、专业风控来服务实体经济、并由此获得健康利润的正常银行。

这把锁引发的思考，最终落点于我们每个人的选择：当评价一家银行时，不应仅看重其股东背景的光环，而应更审慎地考察其治理的透明度、经营的专注度与风险管理的厚度。唯有后者，才是存款安全与金融信任最可靠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