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B到C，百融云创的“华丽转身”还是“无奈一跳”？

2025年12月初，百融云创在三天内发布了两则方向迥异的公告。12月2日，公司宣布将动用不超过4.5亿港元回购股份。三天后，其直接面向消费者（C端）的人工智能产品“米荔AI”悄然上线。

一边是将现金返还给股东的财务收缩，另一边是闯入陌生市场的战略扩张。股份回购通常被解读为管理层认为股价被低估、希望提振信心的信号。而推出“米荔AI”，则意味着这家长期服务于银行等机构（B端）的科技公司，开始试探一条全新的发展路径。

在2025年金融科技监管全面深化的背景下，这种一收一放的组合显得尤为醒目。它究竟是深思熟虑的平衡术，还是多重压力下的矛盾体现？要理解这一点，必须穿透表象，审视其决策背后的双重压力。

资本期望与现实挑战的悬丝之舞

百融云创看似矛盾的动作，实为应对两种不同压力的现实选择。然而，当这两项决策需要共享同一份有限的资源时，内在冲突便难以避免。

首先，股份回购是应对资本市场压力的直接手段。2025年，在行业监管全面深化的背景下，百融云创作为金融科技赋能者模式与增长预期受到市场质疑，其股价也随之承压。据2025年中期报告，其账上持有约28.5亿元现金及等价物。动用4.5亿港元进行回购，是一笔规模可观的资本分配。这一举措展现了公司稳定股价、维护投资者关系的意图，是其作为上市公司的本能反应。

然而，这种“维稳”举措消耗了宝贵的转型资源。同样根据其中期报告，公司2025年上半年的研发投入为3.02亿元。回购所动用的资金，规模已超过其半年的研发投入。在核心业务急需升级合规、新产品亟待培育的关键时期，将巨额资金用于回购而非再投资，这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优先级信号。

与此同时，公司发布面向消费者的“米荔AI”，则直指其核心业务的增长焦虑。根据百融云创历年财报以及2025年上半年财报，其传统支柱——为金融机构提供的助贷科技服务（即“金融行业云”），收入占比已从2023年的44%攀升至2025年上半年的53%，首次超过总营收的半壁江山。这意味着公司整体业绩逐步依赖于单一业务线，而该业务当前正处于内外变化的关键节点，未来增长存在显著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探索AI产品是公司为寻找“第二增长曲线”所必须进行的战略尝试。然而，这种从B端向C端的跨界探索，也意味着公司不得不在资源、管理注意力与专业能力上，开辟一个全新的“第二战场”。

最终，这种“既要又要”的并行策略，导致了战略重心的模糊。公司同时向市场传递了两个混合的信号：它既想通过回购证明自己是一家注重股东回报的价值型公司，又想通过新品讲述一个关于未来增长的成长型故事。这种身份认知的摇摆，可能使投资者、客户乃至员工对其长期方向感到困惑，从而侵蚀战略执行的内外一致性。财务上的“收缩”与业务上的“扩张”同时发生，不仅造成了资源分配的紧张，其影响已直接传导至公司运营的最前线——具体业务与产品之中。

战略摇摆侵蚀信任与商业根基

战略层面的资源分散与重心摇摆，最终会在具体业务中转化为可被感知的风险。对百融云创而言，其赖以起家的助贷业务，正同时面临用户信任与监管合规的双重挑战。

一方面，其“科技赋能”的叙事正遭受用户信任危机的侵蚀。据中国经济网2025年11月底的报道，百融云创旗下或合作的贷款推荐平台，如“榕树贷款、钱小乐”，面临大量用户投诉，问题主要集中在实际综合年化利率接近36%的法定上限、收费项目不透明、以及不知情情况下被扣除会员费等方面。当用户投诉“科技平台”带来的不是更透明的服务，而是更复杂的收费时，其技术创新的光环便在消费者端迅速褪色，品牌声誉遭受直接打击。

另一方面，前述的监管环境收紧，已从宏观压力具体化为对其商业模式的生存性考验。自2025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管理的通知》（即“助贷新规”），明确要求规范合作、强化信息披露、并强调金融机构的核心风控责任不得外包。这直接冲击了以科技赋能之名、行风险转移之实的灰色操作空间。新规迫使包括百融云创在内的所有市场参与者，必须重构一个更透明、更合规的商业模式，其过往的盈利逻辑面临直接考验。

然而，比合规挑战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其技术应用与商业伦理之间的张力。百融云创的核心优势在于利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进行精准的风控与营销。然而，一个尖锐的行业拷问随之而来：这些先进技术，究竟是被用于降低信贷成本、服务更广泛人群，还是被用于更精准地识别并吸引能够承受高利率的客户，从而最大化短期利润？

现实中的数据流向与用户投诉指向，暗示后一趋势似乎正占据上风。助助贷平台通过分析用户行为数据，系统性地向融资需求迫切、价格敏感度较低的客群，推荐接近法定上限的高息产品。

这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当技术的效率优势与商业的逐利本性结合，若缺乏清晰的伦理边界与价值观引导，便可能走向“技术性收割”的歧路。

百融云创在战略上的摇摆与业务上的困境，并非一个孤立的商业案例。它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在中国特定的市场与监管周期下，一整类科技赋能企业所面临的集体抉择。

潮水退去，何为科技真价值？

从百融云创的困境，揭示了中国一批科技赋能者在行业红利消退期的共同命题：当所依附的外部商业模式遭遇挑战，其技术内核究竟是独立创造价值的引擎，还是仅为特定风口服务的可替换工具？

这本质上是两种发展哲学的取舍。一条是“资本驱动”之路，企业的首要目标是满足资本市场的短期预期，技术研发与创新成为服务于股价的工具。另一条是“技术驱动”之路，企业将长期的技术突破与产品创造视为根本，甘愿为此承受资本市场的短期压力。

百融云创的选择虽呈现混合性，但其在关键时刻优先将数亿资金用于回购而非笃定投资未来，已在资源分配的次序上，显露了当下的价值排序。

这迫使行业重新审视科技赋能的真正含义。真正的赋能，应体现为用技术降低产业成本、提升效率或创造新价值。若技术仅用于让原有不透明、高成本的模式跑得更快、规模更大，那么这种赋能的社会价值与长期可持续性便值得质疑。监管的介入，正是在矫正这种偏差，迫使技术回归价值创造的本源。

因此，百融云创们的未来，取决于一次根本的价值回归。其路径可能有三：一是成为金融机构深度合规的专业技术伙伴；二是将技术能力迁移至金融以外的产业，实现真正的跨界赋能；三是彻底重构商业模型，成为一家纯粹、透明的科技或金融服务商。

无论选择哪条路，企业都必须回答一个核心问题：如何在资本市场的短期诉求与构建长期技术竞争力之间，建立可持续的平衡？这不仅需要战略智慧，更需要对“企业为何存在”的清晰回答。百融云创2025年末的“矛盾亮相”，正是这个漫长答题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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