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豪赌国际学校

文｜侯恬

编辑｜杨旭然

教育，历来是中国家庭最舍得投入的领域。

尤其是当代大城市里的中产阶层，大多是第一代通过高考和大学完成阶层跃升的人。他们亲身经历过“好学历带来好工作”的红利期，教育帮助他们进入城市和写字楼，乃至于进入到更高的社会层级，因此他们深知教育的重要性。

于是，中产们的教育支出一路走高。根据《中国教育消费市场分析报告2024》，中国家庭在子女教育上的年均支出已达4万元，其中一线城市许多家庭年均教育支出超10万元。

内卷的升级却让这种投入的回报不断下降——高考依旧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每年千万考生挤向有限的顶尖院校名额，即便是持续高投入，如果孩子缺乏天赋或努力，结果依然可能不尽如人意。

一部分有经济能力的家庭，开始转向新的卷法：送孩子读国际学校。避开竞争激烈的高考赛道，转向国外学校或国内的国际本科，成为一条被越来越多中产家庭选择的“旁路”。

与国内公立教育不同，国际学校不再以考试分数作为唯一评价标准，而是强调跨学科能力、批判性思维与实践探索，课程设置更加灵活，学习节奏也更开放，学生拥有更多自主选择与时间管理的空间。这正中了一批家长的心理，他们通常既想孩子获得高层次的教育，又不希望孩子只是“刷题机器”，还希望孩子获得更多就业的选择权，因此这条路可谓正中下怀。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相比普通学校，国际学校的学费、寄宿费及活动费往往高出数倍，而随着大学生与留学生的身份逐渐不再稀缺，学历的含金量变得越来越低。如此一来，高价卷国际学校还是不是一个好选择，就要打上一个问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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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留洋热

国际学校虽然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出现，但真正迎来发展高潮，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那时的中国，刚刚踏入全球化浪潮，产业升级与国际接轨的需求急剧上升，大量行业急需懂技术、懂国际规则的人才。海归因此成为那个时代最受追捧的群体之一。

根据猎聘网十年前的调查，超过80%的用人单位在招聘时都会对海归人才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彼时，留洋意味着具备更能适应外资企业文化、更强的语言能力，也往往意味着一条清晰且高薪的职业上升通道。

这种背景之下，留学成为许多中产家庭为孩子规划的“最优解”。

国际学校这种原本为外籍学生设立的教学机构，也逐步演变成中产送孩子出国的前置通道步骤。先在国内接受国际课程的训练，再出国“镀金”完成高等教育，最后带着光鲜的学历与视野回国就业，成为当时一条被认为性价比极高的路径。

那时，正逢恢复高考以及改革开放的红利逐渐释放，催生出一批具备教育投资能力的中产家庭，国际学校数量和生源都开始快速增加。2010年起，中国民办国际学校数量进入快速增长期，年均增速约10%。仅2010—2016年8年间，新增民办国际学校就达到292所。

在很多中产眼里，送孩子去国际学校是非常必要的投资。

有一个流传于民间的说法，即普通家庭实现阶层跨越，需要三代人的努力，第一代完成地域迁移，第二代实现教育提升，第三代才可能实现财富积累。对于多数中产而言，他们正处在第二阶段——根基尚不稳固，教育投资承载着避免阶层回落的焦虑。也正因此，一些家长甚至抱着“砸锅卖铁也要送”的心态，把国际学校视作家庭未来的安全垫。

直到现在，这股热潮还没有完全褪去。哪怕成本高昂，国际学校的学费连年上涨，一些甚至已经超过了出国留学的费用，依然有大量家长选择继续投入。

目前，国内国际学校的年均学费区间大致在10万—30万元之间。以一线城市为例，北京K12阶段国际学校的平均学费约为每年19万元，上海则高达22万元左右，且每年普遍还会以3%—5%的幅度递增。即便如此，许多家长仍愿意承担成本的上浮。

02 性价比

十多年前，出国留学几乎等同于前途光明。但如今，这笔教育上的大额投资，正在被越来越多家长重新审视，重新算账。

不同于当年留学生紧缺的局面，随着有条件卷教育的家庭越来越多，无论是大学生还是留学生身份，都已不再是稀缺资源。与此同时，中国经济逐渐发展，产业结构也在升级，甚至在多个行业的竞争力已经赶超发达国家，中国的产业对“西方人才”的依赖性已经显著降低。

这就导致留学生的供给开始逐渐过剩。近年来，互联网上频繁出现类似“留学百万，回国月薪3500”“耶鲁毕业靠塔罗牌谋生”这样的新闻，直击很多中产家庭的心理防线。

过去十几年来留学等于镀金的认知，正在被现实一点点瓦解。

一个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广泛的海归薪资表显示，美、英、澳、日等热门留学国家的海归平均薪资集中在8000元左右。这个数字单独来看并不算特别低，但与动辄几十万乃至上百万的留学投入相比，性价比就显得相当低了。

对于选择让孩子就读国际学校的家庭来说，投入的成本更高。除了未来可能的留学费用外，从孩子踏入国际学校开始，家庭就进入了一个持续高支出的状态。

国际学校的开销远不止学费。餐费、校服费、交通费、社团活动费等项目在国际学校都不是小数目，往往比普通学校高出数倍甚至十几倍。以上海某重点国际学校为例，仅餐费每年就需要1万～3万元，住宿费则在1.5万～4万元之间。

这些还只是基础支出，为了拿到漂亮的履历，冲击更好的海外院校，课外培训与背景提升的花费同样可观。上夏校、冲AMC数学竞赛、参加各类辩论与科研项目、报雅思托福培训班……一整套路径下来，孩子要卷课程，家长更要卷预算。

整体上看，送孩子完成K12阶段的国际学校教育，综合各项费用的总投入通常会远超百万级别，相当于二三线城市一套房的价格。而回国一看，薪资和在国内读书的孩子反而差不多，一些国央企甚至公开表示不用海归。

在自身收入都承压的背景下，不少家长开始精算儿女的未来。从去年开始，国际学校生源已有减少趋势，甚至不乏出现一些学校因生源不足或经营不善倒闭的消息。

03 豪赌局

与生源减少的趋势相反，近两年国际学校的学费却在持续上涨，特别是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的头部院校，涨价的速度更是快。比如上海热门的10所国际高中中，今年就有4所学费上调，最高的一所较去年上涨了2.7万元。

这种逆势涨价的背后，反映的更多是一种生存逻辑。

与公立学校不同，国际学校采取自负盈亏的运营模式。为了匹配更高质量的教学环境、师资力量与校园硬件，其投入通常极为可观。根据2016年的一份报告，投资一所国际学校的成本通常高达上亿元，年均利润率约在15%～20%之间，以这个利润水平，想要实现收支平衡至少也需要稳定运营5年以上。

问题在于，当生源因生育率下滑或中产家庭消费力承压而减少时，现金流就会受到直接冲击。为了维持运营、摊薄成本，站在学校的角度，涨学费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对于高净值人群而言，这样的涨价几乎无关痛痒，但对于中产家庭来说，这无疑是一场更难维系的豪赌。对于这部分家长而言，要么继续咬牙承担高成本，要么果断放弃这条路径，转向成本可控的教育方式。

目前情况看，尽管比例有所下降，仍有不少中产家庭选择继续承担国际学校的高昂成本。但和过去相比，很多中产的动机已经有所改变。

过去，中产家长押注国际学校，是为了孩子能够顺利出国，进入名校，然后进入高级别企业。如今，越来越多的家长将国际教育视为一种“为了孩子全面发展”而进行的高昂投资。

不可否认，国际学校确实在课程内容和教育方式上具备优势。它们更注重与前沿科技和实际应用的结合，课程设置更为丰富，不乏无人机、人工智能、艺术史等内容，相比国内学校偏重应试的教学，国际学校提供了更广阔的知识面和视野。

不像国内唯考试、分数等单一指标论，国际学校的评价更加多元。除了标准化成绩，志愿服务、社会实践、艺术体育、科研竞赛等也被纳入考核体系，演讲、辩论、报告等能力的培养贯穿其中，课外活动丰富，确实能够帮助学生在更开放的环境中发现兴趣、了解自我。

但教育的结果从来不仅取决于学校。现实中，不乏一些国际学校的学生在优渥环境中变得懈怠甚至攀比，而接受国内教育的普通高中生里，也有不少孩子凭借勤奋、清晰的自我认知和明确的目标实现了突围。

对于中产家庭来说，国际学校并不是通往优质教育的唯一途径。

家长更应该做的是理性评估自己的经济实力，给予孩子稳定、有爱的成长环境，帮助他们形成健全的人格与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相较于盲目押注一条高成本、回报不确定的路线，这种理性的选择或许才是长期竞争力的来源。

至少，不至于因为倾尽全力而散尽家财，不至于因期待过高而无法接受自己孩子的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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