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规划专家尹稚:都市圈不是城市抱团,也不能各算各的账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傅一波
近年来,我国城镇化发展更加注重质量提升,都市圈建设也被赋予了新的任务。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健全都市圈同城化发展体制机制,构建便捷高效的通勤圈、梯次配套的产业圈、便利共享的生活圈;同时,支持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
自2019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以来,多地陆续启动都市圈规划与建设。
今年初,《昆明都市圈发展规划》获国家发展改革委函复同意,成为全国第21个国家级都市圈,也是继成都、重庆、西安之后,西部地区第4个获批的国家级都市圈。至此,国家级都市圈的布局进一步向西部延伸,覆盖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从规划落地,到城市之间的交通互联、产业协作、公共服务互联等,都市圈建设已走过七年。进入“十五五”时期,都市圈如何提质升级?
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中国城市规划专家、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院长尹稚教授表示,都市圈建设不能只看地图上的范围有多大,也不能把修路、建新城当作一体化的全部。真正的区域协同,既需要中心城市向外释放发展动力,也需要周边城市形成独立的发展能力。更重要的是,不同城市要学会重新协调利益、分担成本、共享发展成果。
“都市圈建设最难的,或许不是把城市之间的路修通,而是让不同城市真正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
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
时代周报:在你的调研和过去的研究经验中,都市圈最重要的功能是什么?
尹稚:都市圈最核心的功能,是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重新组织城市的生产和生活。具体来说,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承接大城市的功能疏解,缓解“大城市病”。一个城市的中心城区不可能无限扩张。当人口、产业和各种城市功能不断向中心城区集中时,确实能够带来规模效应。但与此同时,交通拥堵、住房成本上升、公共服务压力增大等问题也会随之出现。
因此,城市发展不能只盯着中心城区,而是需要跳出原有的行政边界,在周边培育中等城市、小城市乃至小城镇,让一部分人口和产业向外围转移。这些周边城市既能承接中心城区疏解出来的功能,也能为中心城区分担压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都市圈是缓解和治理“大城市病”的重要方式。
第二,为跨区域协同治理提供一个可操作的空间。过去,我们要扩大一个城市的辐射范围,往往依靠行政区划调整,把周边地区划入城市的管辖范围。但这种方式并不能真正解决区域协同发展的问题。
实际上,跨区域合作涉及交通基础设施、产业布局、公共服务、生态治理等多个方面,需要不同城市之间建立更紧密的协调机制。而都市圈提供的,正是一个相对具体、可操作的协同发展空间。
第三,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参与全球城市竞争。随着全球竞争越来越激烈,未来真正参与竞争的,可能不再是单个城市,而是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乃至更大范围的城市群。
我们经常听到国际上的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等。它们之间的竞争,并不是单纯比较某一座城市的经济规模,而是比较整个区域的产业实力、创新能力、交通网络和资源配置能力。
反推到我们国家,粤港澳大湾区也是类似的逻辑。过去我们更多从珠江三角洲的角度看区域发展,如今则需要把视野扩大到整个粤港澳大湾区,通过更大范围的协同,把不同城市的产业、市场和创新资源整合起来,形成参与国际竞争的整体优势。
从这个角度看,发展都市圈不仅是为了缓解中心城市的压力、推动周边地区发展,也是为了让中国的城市以更大的区域整体参与全球竞争。
所以,2019年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这是我国首次在国家层面提出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的系统性指导意见,也明确了都市圈以具有较强辐射带动能力的中心城市为核心、以一小时通勤圈为范围的基本思路。
时代周报:从2019年提出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到现在已经七年。你觉得这几年都市圈的实际发展效果怎么样?有没有比较典型的落地案例,说明都市圈已经实现了城市之间的协同发展?
尹稚:首先得厘清一个点,评价都市圈的发展,不能用同一把尺子衡量。因为中国地域广阔,每个区域的发展并不均衡,东、中、西部的发展阶段存在差异,不同都市圈的建设进度也不一样。
目前,一些发展基础较好的都市圈,比如长三角以上海为中心的都市圈、粤港澳大湾区以广深为中心的都市圈、成都都市圈和首都都市圈,已经进入机制建设阶段。也就是说,都市圈不再只是一个规划概念,而是开始成为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实际工作抓手。交通、产业、公共服务等方面,都在推进实质性的衔接。
但中西部一些都市圈,可能还处在规划和培育阶段。这里的培育阶段并不是说它们缺乏交通和信息基础设施。毕竟中国这些年已经建成了相当完善的交通网络,无论是高铁、机场、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还是信息通信网络,都为城市之间的联系提供了较好的条件。
所以,真正需要时间培育的,是城市之间的功能联系。比如,产业能不能形成合理分工,居民能不能跨城市就业和生活,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能不能逐步实现共享。这些都不是靠修通一条高铁、建成一条高速公路就能解决的,还需要长期的机制建设和磨合。
同时,判断一个都市圈是不是已经真正运转起来,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通勤量。因为人员能够频繁地跨城市流动,就说明城市之间已经形成了实实在在的就业联系,也意味着居民开始跨区域使用公共服务。如果城市之间几乎没有日常人员往来,说明彼此的经济和社会联系还比较有限。
我们来看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成都都市圈。它以成都为核心,紧密联系了周边的德阳、眉山、资阳等城市,这些城市的公共交通也已经实现衔接,一张公交一卡通就能覆盖所有的通勤。据我了解,成都都市圈日均跨区域流动人次已经达到60多万。
产业协作也在成都都市圈逐步形成。比如,研发环节更多集中在成都,制造和成果转化则可以布局在德阳、眉山、资阳等地,城市之间开始形成相对清晰的产业分工。
避免资源集中在中心城市
时代周报:除了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都市圈真正实现一体化,还需要解决什么问题?比如教育、医疗等资源跨城市协同,在实际操作中还面临哪些难题?
尹稚:首先是观念上的问题。
比如都市圈的范围究竟应该划多大,应该取决于中心城市自身的实力,以及它能够带动多大范围的区域协同。有些地方在规划都市圈时,胃口很大,动辄就要覆盖6万—7万平方公里,远远超过通常2万—3万平方公里的都市圈尺度。
这种情况下,规划目标定得过大,实际执行就容易变成形式主义。前期规划做得很宏大,但落地时发现缺乏足够的产业、交通和公共服务支撑,最后不得不一再缩小范围,从原来的“1+8”“1+9”,调整为“1+3”“1+4”。
所以,都市圈并不是划得越大越好。它本身有一个发展过程:先是中心城市具备一定的实力,再逐步带动周边区域形成协同发展的能力。之后,等到都市圈内部的产业、交通和公共服务网络成熟了,才有条件向更远的区域辐射,进一步形成城市群层面的协同发展。
这也是为什么都市圈规划要强调适度超前,而不是盲目超前。规划可以走在现实前面,但必须有实现的基础。如果远远超过了城市现有的带动能力,最后就可能变成纸上谈兵,缺乏实际操作性。
当然,另一个极端也需要避免。有些中心城市习惯于把资源和功能过度集中在自己内部,不愿意向周边中小城市释放发展机会,觉得资源留在自己手里才划算。但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中心城区不断集聚人口和产业,交通、住房、环境等承载压力越来越大,大城市病也会更加突出。
从落地层面来看的话,都市圈建设需要解决制度和公共服务的衔接问题。
都市圈不仅要实现物理空间上的互联互通,还要实现城市之间的功能互通。比如,跨市就医能不能顺利结算,教师资格和职业资质能不能互认,学生在不同城市就读时,学分和教育资源能不能衔接。这些都涉及不同城市之间的管理机制和利益协调。
如果只是把医院、学校、道路等设施建起来,却没有相应的制度安排,那么这些设施就可能成为各自独立的“孤岛”,很难真正发挥区域协同的作用。
都市圈建设必须是软硬结合的。一方面要建设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另一方面也要打通行政边界带来的制度障碍,让人口、产业、公共服务能够真正跨城市流动。
只有这两方面都衔接起来,都市圈才能从地图上的一个圈,变成实际运转的区域网络。而这背后考验的,其实也是中心城市和整个都市圈的经济实力、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以及不同城市之间的协调机制。
区域协同不是高级别城市下指令
时代周报:对于都市圈建设中的重点和难点,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尹稚:我个人的建议是从四个方面来考量的。
第一,是不同城市之间的利益如何协调和分配。长期以来,我们的经济考核和财政管理都是以行政区划为边界的。但当企业开始跨区域布局时,就会产生一系列新的问题。比如,企业在一个城市设立总部,在另一个城市建设工厂,那么它创造的税收应该如何分配?中心城市和周边城市之间,如何分享产业发展带来的收益?包括土地价格、产业配套等方面形成的利益,又该如何合理分配?
这些问题都需要实实在在的制度设计,有时甚至不能简单依靠行政命令解决,而需要通过市场契约和利益协商来达成共识。
说白了,区域协同不是中心城市级别更高,就可以给周边城市下达指令,让它们按照自己的要求办事。更多时候,城市之间需要坐下来谈判,达成协议,明确各自的利益和责任。
行政管理和行政指令当然很重要,尤其是在生态保护、耕地保护等必须守住的底线上,需要有明确的约束和执行机制。但在产业发展和资源配置方面,更多需要依靠市场机制,让不同城市通过协商实现共同发展。
第二,是城市之间的交通问题。这些年,中国建设了大量高铁和高速公路,解决了城市之间中长距离交通的问题。但都市圈内部的日常通勤,对交通有不同的要求。
比如,市域(郊)铁路和城际铁路,不一定需要特别高的运行速度,但必须有足够高的发车频次,最好能够像公交车一样运行。对于每天需要跨城市上下班的人来说,两地之间每隔10到15分钟就有一班车,和一小时才有一班车,体验完全不同。
目前,这类高频次、公交化运行的市域(郊)铁路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此外,跨行政区域的交通衔接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断头路、道路等级不匹配等。一边是宽阔的道路,到了行政边界,另一边却可能接上一条狭窄的小路。这些看似细小的问题,都会影响城市之间的通行效率。
所以,都市圈交通建设不能只看有没有高铁、高速公路,还要看能不能满足居民高频次、日常化的跨城通勤需求。
第三,是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仍然存在属地壁垒。
即使交通已经打通,如果一个人从中心城市搬到周边城市生活,医保结算、社保转接、子女入学等问题仍然需要反复办理,那么他也很难真正感受到同城化。
目前,一些地区已经在推动异地就医结算、社保接续和教育资源共享,但不同城市之间仍然存在不少制度障碍。有些地方受财政能力、管理机制等因素影响,公共服务还没有实现充分衔接。
这意味着,居民虽然在地理上离开了中心城市,却可能面临公共服务保障水平下降,或者办事成本增加的问题。多跑几趟路、多花一些时间和金钱,都会影响他们在不同城市之间工作和生活的意愿。
因此,都市圈要实现真正的同城化,不能只让交通变得便利,还要让居民跨城市生活时,能够享受到相对连贯的公共服务。
第四,是需要规划持续落地的协同机制。
比如,有些地方的都市圈规划,更多还是指导性文件,没有建立常设的执行机构,也没有形成从省、市到县区的完整协调体系。
结果就是,大家开会时都认同区域协同的重要性,但会议结束后,具体由谁负责推进、利益如何分配、建设成本由谁承担,却没有明确的落实机制。涉及各自有利的事情,大家可能都愿意参与。但涉及利益共享、成本分担时,就容易出现推诿。
成都都市圈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探索。它建立了从省级到市县层面的常态化协调机制,设立相应的同城化工作机构,推动规划落实、利益协调和跨区域合作。这样一来,区域协同就不只是几个城市之间的倡议,而是有相应的组织体系和执行渠道来推动。
归根结底,都市圈建设需要统一规划、协同治理,也需要建立能够持续运转的协调机制。否则,规划写得再好,也可能停留在纸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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