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制虚假材料，4500亿保险巨头被罚50万元

近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深圳监管局的一纸罚单，再次将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和谐健康”)推至聚光灯下。因财务数据不真实，和谐健康保险深圳分公司被罚款50万元，两名责任人合计被罚12万元。

这并非孤例。从浙江到辽宁，从四川到陕西，这家资产规模高达4520.50亿元的专业健康险巨头，其分支机构正因“编制虚假材料”、“虚挂中介业务”等同类问题，在全国各地密集收到监管罚单。

仅2025年，公开的累计罚款金额已超百万元。更令人不安的是，与前台频繁违规相呼应的，是后端面向客户的大规模系统扣款故障，以及一份连续八年“隐身”的年度报告。

一系列看似孤立的事件，共同勾勒出一幅光鲜规模与脆弱内控形成巨大反差的图景。当一家金融机构的核心经营数据长期隐匿于黑箱之中，其对外宣称的数千亿资产与持续增长的原保费收入，究竟建立在怎样的地基之上？

财务数据的真实性，是金融企业合规经营的生命线。然而，对于和谐健康而言，这条底线正在被其分支机构反复践踏。

梳理近年的监管记录，“编制虚假财务资料”已成为其最高频的违规事由。这些罚单覆盖了从省级分公司到地市支公司的多个层级，且不乏机构负责人参与其中。

与前台运营的混乱相比，更让市场与监管警惕的，是和谐健康长达八年的信息沉默。

自2017年安邦集团被接管后，和谐健康的偿付能力报告披露便戛然而止。其最新一份公开的偿付能力报告停留在2017年第一季度，当时其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已从129.13%降至102.01%。

此后，公司以“三会暂停履职”、“处于过渡期”为由，年复一年地“暂缓披露”年度报告。即便监管给予的处理股东遗留问题的三年过渡期已于2023年4月到期，公司在2025年4月仍以“处于过渡期”为由，继续暂缓披露2024年年报。

然而，吊诡的是，在信披长期缺位的同时，公司却通过《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选择性披露着规模持续扩张的“好消息”：2022年至2024年，原保费收入从194.45亿元跃升至641.16亿元，总资产从3916.99亿元增长至4520.50亿元。但2024年的报告却悄然隐去了2023年曾详细列示的新单规模保费结构与分险种赔付金额等关键运营数据。

这种“报喜不报忧”的信息披露方式，使得外界难以窥见其真实的经营健康状况。尤其值得玩味的是其短期健康险综合赔付率的剧烈波动：从2023年的249.30%，骤降至2024年的4.99%，再到2025年变为-128.33%*。

公司解释称，负值源于“未决赔款准备金的释放”，且因业务规模小导致波动大。然而，赔付率在极高水平与极低水平(甚至为负)间的剧烈跳跃，在业内极为罕见，这背后是精算假设的巨幅调整，还是业务结构的根本性变化？在缺乏完整财报的情况下，这一切都成了谜。

和谐健康的现状，是其特殊历史路径的产物。其前身瑞福德健康险公司于2009年被安邦财险收购，更名后凭借万能险等理财型产品实现规模狂飙。

在安邦时代，其主打产品“和谐安赢一号护理保险”名义上是护理保险，实质为理财型产品，曾创下单款产品保费超千亿元的纪录。这类产品通常带有较高的保证利率，在长期低利率环境下，形成了沉重的“利差损”潜在风险，成为安邦留下的历史包袱。

2020年，福佳集团牵头联合体接手和谐健康100%股权，公司进入“福佳时代”。然而，易主并未带来稳定。高管团队动荡成为常态：总经理沈喆颋上任不足一年便离职，继任者管斌长期以“临时负责人”身份主持工作；总精算师一职在空缺近两年后，直至2026年1月才由61岁的精算老将刘建勋退休返聘补上；财务负责人同样由临时负责人担任。治理层的不稳定，无疑加剧了战略执行与内部管理的难度。

和谐健康保险宣称向保障型业务转型，但从数据看，其“理财化”底色依然浓厚。2023年，公司全年保费收入460.50亿元，但赔付支出仅7.22亿元，赔付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低至1.25%。作为对比，同年规模相当的另一家健康险公司赔付支出占比高达48.3%。极低的赔付率印证了其业务结构仍以储蓄型、理财型产品为主导，与健康险公司保障功能为主的定位相去甚远。

与此同时，和谐健康保险的资本动作显露出战略上的矛盾与收缩迹象。一方面，其曾在资本市场活跃举牌，如2024年底斥资23.34亿元受让万达信息股份成为第二大股东；另一方面，2025年以来又密集减持包括万达信息、金风科技、金融街在内的多家上市公司股份，理由均为“自身经营需要”。这种短期内的“买入”与“卖出”，与保险资金长期投资、稳健经营的定位明显相悖，也引发了市场对其流动性状况的猜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