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得酒业“漂绿”疑云：警惕ESG报告穿上“皇帝新衣”

导语：扩产项目引发征地与安置补偿争议，甚至上演“鬼子进村”狗血剧。但舍得近三年ESG报告中仅用几字带过。

被“精心”省略的，往往是最需要被看见的真实。

《经济参考报》记者接到多起关于舍得酒业涉嫌“漂绿”（greenwashing）的投诉。其核心内容是，舍得自2023年起连续发布三份年度ESG（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但对企业扩产项目引发的征地矛盾只字未提。

“漂绿”的定义，是指企业、机构或组织涉嫌通过模糊表述、选择性披露信息乃至虚假宣传等方式，塑造自身“环保、可持续、符合ESG标准”的形象，以掩盖其实际对环境或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

从2022年起，舍得酒业在四川射洪启动约70亿元增产扩能项目。《经济参考报》提到，该项目进展过程中引发征地与安置补偿争议，当地村民认为企业未按规定落实社保方案，甚至出现村民与施工队半夜对峙、上演“鬼子进村”狗血剧的冲突场面。

《经济参考报》记者于项目所在地射洪市沱牌镇黄沙村、永和村看到，项目地部分村落房屋拆除、断壁残垣仍在。而在2022年至2024年三份舍得披露的ESG报告中，关于群众安置问题的表述仅限于“积极解决”“关注解决”寥寥带过，其余文字部分基本上是罗列相关正面成绩和数据。而2024年的报告未提及相关内容。

图源：2022年与2023年舍得酒业年度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舍得酒业2024年年报的监管问询函显示，舍得酒业近三年产能利用率分别为68%、64%、46%，下降较为明显。并且，上交所注意到资金投入进度与工程进度的异常差距，并要求舍得酒业说明在收入和产能下行背景下大额投建在建工程的原因及合理性。

今年6月11日，在舍得酒业回复上述问询的公告中，对在建工程等问题作出相关说明。

如媒体实地探访情况为真，这种“选择性披露”本身，正是当前ESG实践的一个缩影。

ESG报告原本是信息披露制度的一部分、企业治理透明度的重要窗口，初衷在于让企业披露“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真实信息”，让投资者与社会能够据此判断企业的长期稳健性。

对于舍得酒业而言，若扩产项目确实存在安置矛盾等问题，披露这些信息并不意味着负面，而是向投资者说明项目风险已被识别并正在应对。

然而，承担“更多维度透明化”使命的ESG报告，如今却被越来越多的公司当作公关文本。

报告里有漂亮的数据、有精心排版的图表、有“生态酿造”种种描述，但有意无意地漏掉了对现实矛盾的诚恳交代。

更严重的是，这种“选择性透明”，在资本市场上往往还能换来ESG评级的加分。企业花在编制报告上的资源越来越多，披露的实质内容却越来越“轻”。

环境投入与节能降耗是可量化的，但社会维度中的公平与责任却往往被弱化。在产能扩建项目中，被征地农民的社保接续、就业转移、社区共建等问题通常不被写入报告。

地方政府与企业共同推动“老酒经济”，希望通过文化叙事和品牌资产刺激区域增长，但这种发展模式对被征地群体的社会保障和再就业问题需要考虑周全。换句话说，地方政府和企业在试图追求“绿色GDP”时，有意或无意忽略了社会公平议题。

从宏观层面看，中国企业在ESG体系中的“G”（治理）部分正逐步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不断强化，但“S”（社会）与“E”（环境）部分仍是软肋。尤其是社会层面——劳工保障、社区关系、供应链伦理，往往被忽视。

这并非舍得一家的问题。

过去几年，不少制造业企业在ESG报告中强调“促进就业”“助力社区发展”，却极少披露劳务派遣比例、工伤事故、劳动争议等数据。报告内容与现实之间的偏差，正是社会维度被弱化的表现。

国外市场也存在相似的结构性偏差，但相关“纠偏”实践与法律框架日臻完善。

欧美多国监管机构已对部分金融机构启动“漂绿”调查。

2023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德意志银行旗下的DWS集团处以1900万美元罚款，原因是其在年报中对ESG投资存在误导性陈述。2025年4月，德国法兰克福检察官办公室对DWS作出2500万欧元（约合2亿元人民币）的处罚，认定其所宣传产品具有某些生态和社会特征（ESG），但实际业务组织并未完全实现，在外部沟通中关于其是ESG领域“领导者”等表述与事实不符。这一罚款金额创下欧洲绿色金融虚假宣传的最高罚单纪录。

欧盟及成员国的司法实践，为“反漂绿”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其中法国的刑事化规制尤为严格。

法国已通过立法将“漂绿”正式纳入刑事犯罪范畴，其《消费者法典》第L.132-2条款明确规定，企业在广告或市场传播中实施绿色误导行为，可面临最高两年监禁和30万欧元罚款，罚金甚至可按“漂绿广告或行为相关成本的80%”计收。

为强化对气候相关宣传的监管，法国自2023年1月1日起实施专项规制，要求所有涉及“碳中和”“净零排放”的市场宣传必须具备可靠科学依据，否则将被认定为误导性商业行为，违规者将被处以10万欧元罚款。

在欧盟层面，以《可持续金融披露条例》（SFDR）为核心的制度体系逐步完善，明确了金融机构的ESG信息披露义务，并于2024年5月出台专项准则，严格限制基金名称中生态相关术语的使用，要求此类基金必须符合《巴黎协定》基准且不得大量投资化石能源。

欧美的“反漂绿”司法实践正在形成多层次、全链条的规制格局，推动ESG从商业标签回归可持续发展的本质要求。

中国的ESG建设目前正处于制度化前夜。监管层已注意到披露质量不高的问题。2024年，证监会正式发布《上市公司可持续信息披露指引》，明确形成披露框架，并将碳排放、员工权益、供应链治理等纳入年度报告。上海、深圳交易所也在跟进。

问题在于，相关正式制度全面完善之前，市场的自律机制尚未建立，第三方评级标准分散且口径不一，同一企业在不同机构的评分差距较大。这使得ESG评级难以作为投资决策依据，企业也缺乏外部压力去提升披露质量。

也就是说，ESG披露若缺乏独立核查与量化标准，企业在定义和选择指标时便拥有高度自由度。这种自由度在资本市场上形成了新的“信息不对称”，投资者所看到的可持续数据，往往并非真实的风险画像。

国际经验表明，ESG体系要形成约束力，必须建立第三方审计与问责机制。例如，欧盟的《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CSRD）要求企业披露环境与社会指标的审计结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已将气候风险披露纳入10-K表格的强制部分。这些制度安排的意义在于，将ESG从“自我表达”转向“外部验证”。

中国的ESG发展若要避免同样的“漂绿”风险，或需要三个方向上的调整。

第一，明确ESG报告的监管属性，使其与财务报告一样承担真实、完整、及时的披露责任。第二，建立统一的指标体系和审计标准，减少评级机构间的差异。第三，对社会维度的披露设立底线要求，特别是在涉及征地、劳工、供应链等高关注度环节时，应充分披露。

在这种框架下，ESG才有可能从“公关稿”转变为“市场信息”。

ESG的根本价值在于建立信任，它要求企业将风险透明化。只有当企业、监管与投资者都把ESG当作“制度”而非“理念”，这种风险也将得到消解。（阿尔法工场Gre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