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收变革阵痛：金融机构0.5折甩卖资产包，新模式加速成型

作者 | 坚白

来源 | 新经济观察团

近日，相关部门陆续公布了银行业不良贷款相关的年度数据。新经济观察团梳理发现，2024年银行业不良贷款总体情况看似波澜不惊的背后，有迹象表明不良贷款尤其是个人不良贷款的催收难度发生显著变化。

2024年是我国催收行业发生深刻变革的一年。行业野蛮生长时期催生的旧的催收模式宣告终结，而更加透明化、合法化、智能化的催收新模式正在逐渐成型。

新旧切换中，阵痛在所难免。但随着2024年这一剧烈变革之年的结束，行业最坏的日子或许已经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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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加速出清个贷不良资产，折扣低至0.5折

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情况总体保持稳定。1月12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的2024年工作综述中披露，总局督促银行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全年处置不良资产超3万亿元。历年数据显示，2020年以来，银行业金融机构每年处置的不良资产，已连续多年保持在3万亿元左右。

在连年持续大规模处理不良的情况，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基本保持稳定。金融监管总局去年11月份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三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56%，相比2023年末的1.62%，略有改善。

不过，在不良贷款整体稳定的态势下，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下称 " 银登中心 "）最新披露的统计数据，却透露出不良贷款回收的难度似乎出现明显提升，尤其是催收难度较大的个人贷款业务。

2021年，银登中心试点开展不良贷款转让以来，截至2025年1月份，在银登中心开立转让业务账户的机构数，已从最初的18家国有大行及股份制银行，扩展至消费金融、汽车金融、金融租赁、信托等多种机构，开立账户的机构数（含分支机构）已增至 999 家。机构类型的多样性，更能反映信贷行业的整体状况。

通常而言，金融机构处理不良贷款的操作顺序，依次是自己催收、委托给第三方催收公司催收，最后才是通过转让出表。三种方式所对应的成本或代价，依次提升。比如，2023年某国有大行分行的一份招标项目文件显示，中标催收公司的收费方式为阶梯式提成，根据催回欠款逾期时间的不同，催收公司的提成比例从5%到18.33%不等。

而不良资产转让则为一次性折价转让。银登中心披露的信息显示，2023年以来，个人贷款不良资产包每个季度的平均转让成交价，最高仅为本息总额的7%。从成本代价上的悬殊，不能看出，通过批量转让来处理不良，通常是贷款机构在催收无望的情况下迫不得已的选择。

因此，银登中心不良贷款转让的挂牌及成交走势，也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不良贷款催收难度的变化，是观察行业整体催收状况的重要窗口。

银登中心数据显示，2024年个人不良贷款批量转让总规模达到1583.5亿元，相比2023年的965.3亿元，增长64.04%。具体到每个季度，除第一季度较去年下降近17%后，后三个季度较去年同期均大幅增长，其中第二季度增幅高达211.17%。三地季度均增长超50%。

而从单季绝对值来看，2024年及2023年的季度转让规模，均呈现出下半年快速增长的态势。这表明，随着年内不良贷款的持续积累，贷款机构越到年底处置不良资产的压力越大。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从近两年的数据来看，个人不良贷款批量转让的平均折扣价，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季度差异，也不存在趋势性变化。

数据显示，2024年的季度平均折扣率基本维持在5%上下，而2023年则存在一定波动，一季度最低，仅为2.4%，二季度最高，达到7%。总体而言，个人不良贷款批量转让价格一直保持在不足1折的低水平，几乎没有继续下降的空间。

在银行业不良贷款情况基本保持稳定的状况下，金融机构在2024年却持续以低折扣加大个人不良贷款转让力度，某种程度上反映着该类贷款的催收难度的整体下行。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旧催收模式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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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模式终结：电催法催同时收紧

2024年，无疑是中国催收行业发生深刻变革的一年。

昔日催收巨头退出催收业务，是其中的一大标志性事件。去年4月，在因遭警方查办被迫停业近一年后，催收巨头永雄发布公开信，宣布不再从事具体催收业务，将转型为一家帮助催收行业及催收企业发展的科技服务型企业。

公开信息显示，永雄集团从事个人信贷催收业务已达10年之久，早在2019年，永雄集团在催的逾期贷款总额即达到400亿元、催收员工数超过万名、累计催收超过2亿人次，而2022年其年度营收则超过8亿元，曾一度有赴美IPO的计划。就规模而言，永雄集团显然是国内行业少有的巨头。

巨头的倒下，意味着诞生于行业野蛮生长时期的催收模式的终结。

紧接着，催收行业迎来“国标”前奏。去年5月，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发布《互联网金融贷后催收业务指引》（以下简称《催收指引》），从实操层面对催收行为和催收行业提出诸多要求。

据同时披露，《催收指引》以《互联网金融个人网络消费信贷贷后催收风控指引》国家标准为主要内容研制，后者已通过全国金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审查，待发布后将取代《催收指引》。

针对电催，《催收指引》提出了相当精细的实操层面的约束，包括每日电.话催收不能超过3次、每天晚上10点以后不能催收、不能向债务人之外的第三人催收等等，而且还要求金融机构和第三方催收机构应对催收全过程进行记录，确保记录真实、客观、完整。

一直以来，针对个人信贷不良资产催收，从成本产出比考量，各催收公司都以电.话催收为主。而此前电.话催收中出现的种种“软暴力”事件，如“爆通讯录”、使用“呼死你”软件、言语威胁等等，一方面说明由于行业整体缺乏管理办法，导致一些灰色地带的存在，而另一方面，其实也说明相比正常的催促还款，“软暴力”催收对于逐利的第三方催收公司而言，是更加行之有效的手段。

而《催收指引》的推出，在推动催收行为规范化的同时，无疑也将对催收效果产生显著影响。

此外，与电催收紧同步，2024年法催也出现收紧迹象。法催是贷款机构收回欠款的最后凭借，一般而言，如果电催长期未果，贷款机构才会发起法律流程，从发律师函到走起诉、立案的诉讼程序等。

但立案难、流程长始终是法催所要面对的最大障碍。面对案件量大与司法力量不足的矛盾、案件审理周期长等现实困境，2022年前后出现的互联网法院集体立案等新的诉讼形式，曾给贷款机构法催工作的推进带来较大便利。

但随着该模式的持续推广，其中存在的弊端也逐渐暴露。比如在协议管辖方面，通常而言，在借款合同中会有明确约定，但在互联网法院起诉时，部分贷款机构通过变相改变管辖地，从而实现在异地立案，最终导致借款人应诉成本大大增加。鉴于这种做法明显侵害了债务人正当的诉讼权益，2024年7月，最高法出台的一份征求意见稿特别点名了这种行为，此后这种法催模式也随之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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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模式成型：引入高素质人才、智能化柔性催收

面对新的催收形势，可以看到，贷款机构的普遍做法是，亲自下场组建催收团队，并更加倚重技术力量。

去年年中以来，已经有交通银行、光大银行、微众银行、三湘银行等多家银行，相继发布关于催收人员的招聘信息。而从招聘要求来看，此次银行亲自下场招揽催收人才在学历、经验上的门槛更高，与此前第三方催收公司的低门槛形成鲜明对比。

比如，最先引发舆论关注的三湘银行，对于催收人员的基本要求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具备法律、金融、财会、经管相关专业背景。而对于催收管理人才，则进一步要求5年及以上催收管理工作经验，且需具备优良的账款催收技巧。而华夏银行的零售信贷部贷后催收管理岗，则进一步将学历要求提升至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广发银行信用卡中心的催收管理主任岗，则要求应聘者具备中大型催收机构或银行催收团队工作经验。

银行自建催收团队，一方面是为了符合监管要求。比如《催收指引》即提出，金融机构应切实履行贷后催收业务主体责任，不断加强本机构催收能力建设，审慎实施外包。但另一方面，引入高素质催收人才，也是银行在为通过金融科技手段赋能催收过程做人才方面的准备。

而从去年开始，可以看到，科技手段开始越来越深入地被融合到催收过程中，而催收的方式也随之越来越柔和。

比如，部分贷款机构进一步优化风控模型中，按照逾期金额、天数等指标对客户进行分类，根据不同的风险等级对不同的债务人使用不同的催收策略。部分机构在催收实施层面引入了自动语音催收系统，通过AI技术来提升催收效率，同时也可降低与欠款人的矛盾冲突。

还有更多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包括花呗、借呗、京东金条、分期乐等，通过随机向用户发放逾期红包的方式，来引导用户还清欠款。而随机发放的背后，其实是大数据在起作用，大数据通过跟踪分析用户在平台上的交易行为及使用习惯，对用户的还款能力及意愿进行评估，进而确定合适的激励还款红包金额及发放时间。

整体而言，在监管引导下，以人海战术、暴力催收为主要特征的旧的催收模式已逐渐走向末路，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正加快走向透明化、智能化的催债模式。而随着银行亲自下场发力组建催收团队，随着更多高层次人才进入正规金融机构催收团队，我国催收机构及商业模式的深层变革也已拉开序幕。